马关锁：碗窑沟“砸缸”轶事，打瓮

碗窑沟“砸缸”轶事

粉料和泥苦做活，

艰辛人生暗消磨，

幸有乐观为陪伴，

插科打诨笑中过。

上面这首小诗，描述的是我19岁时在我乡碗窑沟村陶瓷厂工作的一段难忘经历。碗窑沟，又叫“瓮窑沟”，位于尧都区河底乡河底行政村西北部，因历史上建有瓷窑出产瓮、碗、盔、罐等黑釉陶瓷器皿而得名。该村窑址保存较好，并一直维持生产到上世纪末。记得小时候，我曾经跟随父亲来过这个村子，看着放在快速转动的陶车旋轮上的一坨泥巴，随着拉坯师傅巧手的屈伸收放，奇迹般一点点变成盘、碗、盔、罐等物件，感到非常得神奇和钦佩，同时在幼小的心灵里萌生了一探究竟的好奇之芽。1983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在父亲的安排下，我来到这里，在位于该村的乡办陶瓷厂劳动了一年。33年一晃而过，去年年底，为赴一位初中同学儿子的婚礼，再次来到当年劳动生活过的地方。故地重游，万般感慨之余，不由得回想起33年前在这里劳动生活的历历往事。

所谓陶瓷，是指所有以粘土等无机非金属矿物为原料的人工工业产品。它包括由粘土或含有粘土的混合物经混炼、成形、煅烧而制成的各种制品。从最粗糙的土器，到最精细的精陶和瓷器，都属于它的范畴。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制造瓷器的国家之一，早在欧洲人掌握制瓷技术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制造出很精美的陶瓷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以强烈的生命热望和极大的创造力，为我们留下了灿烂的陶瓷艺术精品，这些陶瓷艺术品记载了中华民族成长的历程，包容了中国人深沉婉约、融于自然，却又慷慨激昂、粗犷豪迈的情怀。并且，中国瓷器因其极高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备受世人推崇。某种意义上说，陶瓷艺术品就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缩影和象征。可以说，外国人就是从精美绝伦的陶瓷艺术品上认识和了解中国的，所以在英语中，中国和陶瓷共用了一个词汇——“china”。

就我的家乡临汾历史而言，谈古代必言陶唐，谈古迹必言陶寺遗址。“陶”者，顾名思义，与“陶唐”、“陶寺”必然有着某种冥冥中的联系。小时候，我尧都区境内的龙祠窑和峪里窑就如雷贯耳，远近闻名。龙祠始建于唐，是为纪念平水之神的祭祠庙，又称“平水神祠”或“龙子祠”，它包拥着的村落历史上叫窑院村。今村中龙祠水母殿后还留有几处清代作坊窑，村中原有一座小渣山，是由烧瓷所产的废渣堆积而成，高约20多米，面积足有两个足球场大，村人叫渣圪塔。这个金元窑址东西长410米，南北宽390米，面积约16万平方米。2003年初秋，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窑址探坑做小面积发掘，出土金元时期各种瓷片标本及窑具数百片、件。出土器物资料介绍：“有黑瓷、白瓷、钧釉、酱釉、茶叶末釉和青黄釉等器物。而峪里窑的名望则源于流传很久的一句名谚：“收秋不收秋，但看五月二十六，五月二十六老天滴一点，盔罐峪里买大碗”。从这句辗转流传于家乡的反映物候气象的谚语，能从另一个侧面透析出峪里窑的生产瓷器规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峪里村家家有瓷窑，院墙上竖满了匣钵、垫柱、垫圈、垫饼和残品缸之类，一个个农家院落依坡而建，层层叠叠，形成峪里村一道奇特的风景线。上面所说的这两个村子，均位于我乡进城必经之的309国道沿途路边。凡从这里经过的上了岁数的人，想必都亲眼目睹过峪里村“户户烧瓷，家家冒烟”的盛况。据史料记载，家乡临汾一带建窑烧瓷始于唐代(一说为宋代)。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简明瓷器词典》有这样的句子：“平阳窑(临汾窑)，唐代重要窑址，在今山西临汾。”清代兰浦著《景德镇陶录》中也说：“平阳窑亦西窑也，平阳府所烧。唐宋皆陶，有砖窑，大而容器多;有土窑，小而窑器少”。由此可见，临汾窑瓷器烧制历史是悠久的，应该说是山西南部规模较大、烧造水平较高的重要窑场。

我的家乡河底碗窑沟的瓷窑，为民窑，建窑年代大致为金元时期，与龙祠窑和峪里窑一样，同属平阳窑(临汾窑)窑系。烧造品种以黑釉陶瓷器皿为主(后期也短期烧制过一些白瓷)，器型以瓮、碗、盔、罐等器物为多。尽管碗窑沟窑生产的是民用陶瓷，离精致工巧的官窑陶瓷艺术品还有一段距离，但该窑烧制出的黑釉瓷器釉面漆黑光亮，古朴端庄，釉变丰富多彩，美仑美奂，充分体现了山西民窑非凡的创新能力和造瓷技术水平，颇受方圆百里百姓的青睐。文革期间，碗窑沟瓷窑属河底公社集体企业。改革开放初期，先是移交河底大队，后承包给烧窑师傅个人经营。我去的那一年，该村的两座瓷窑，已经分别被该村村民沈杨群和张元顿、陈田刚承包了。这两座窑毗邻而建，均位于该村中心，呈上下院布局。沈杨群承包的瓷窑在上院，张元顿、陈田刚承包的瓷窑在下院。因张元顿的长兄张安保、陈田刚的父亲陈小同均为父亲的至交好友，父亲便安排我来到张元顿、陈田刚承包的瓷窑当学徒打工赚钱。

碗窑沟瓷窑虽然名为陶瓷厂，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半机械化手工作坊。选料运料、粉碎和泥、拉坯成形、施釉、装窑、祭神、烧窑、出窑，除用粉碎机粉碎原料以外，陶瓷制作烧制全过程几乎全部靠人力完成。先说选料运料。该村的南山坡上，有取之不尽的优质陶瓷粘土原料，我们这里叫“干泥”。粘土的性质具韧性，常温遇水可塑，微干可雕，半干可压，全干可磨，烧至900度可成陶器能装水，烧至1230度则瓷化，可完全不吸水且耐高温耐腐蚀，是陶瓷拉的基本原料。陶瓷厂制坯原料的运输活，是交给张元顿的长兄、我同学张林平的父亲张安保完成的。他喂养了一头骡子，每天套上骡子，拉起小平车，从南山坡上装满干泥，起早贪黑一趟趟运送给陶瓷厂。下一个环节是粉碎、和泥。将干泥用粉碎机粉碎成细小的粉末状，然后再用水调和泥块，用钢叉反复翻动，并用脚踩踏使泥中的水分均匀，用钢叉打磨成有棱有角的“豆腐”块般泥垛。第三个环节是拉坯成形。准确地说，拉坯指的是小件器皿如盔(也叫“盆”，为广口陶瓷器皿)、罐(为双耳或无耳带盖陶瓷器皿，口小肚大有糖罐、盐罐、药罐，还有装财物的钱罐等)、碗、臼(也叫“蒜臼”，为农家用于捣蒜的陶瓷器皿)的制作。就是将泥团摔掷在陶车旋轮的转盘中心，随手法的屈伸收放拉制出坯体的大致模样(技术高的拉坯师傅，也能在陶车旋轮上完成水瓮的制作。沈杨群的父亲沈小秃，就是这样的高手)。像石瓮(瓮，也叫缸，装水不漏，盛粮不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常见的必备器具。石(读作“dàn”)瓮，是盛放粮食的瓮，因容积为一石<300斤>左右，俗称石瓮)、八斗瓮、七斗瓮、五斗瓮、三斗瓮、二斗瓮、一斗瓮、斗盆这些容量较大、份量较重的器皿，一般都是模制的，又称“打坯”、“打瓮”。“拉坯”、“打坯”是成型的第一道工序。紧接着，还要经过利坯、晒坯等环节才算完成成型：利坯是将旋削而成并晾至半干的半成品坯放于陶车旋轮上，转动车盘，用刀旋削，使坯体厚度适当，表里光洁，这是一道技术要求很高的工序。利坯也称“修坯”或“旋坯”,是最后确定器物形状的关键环节,并使器物表面光洁、形体连贯、规整一致。利坯工不仅需要熟悉泥料性能,而且要熟练掌握造型的曲线变化和烧成时各部位的收缩比,以及各部分留泥的厚薄程度。一般来说,在同一器物的不同部位,坯体厚度各不相同,因为不同部位在高温烧成时的收缩率和受力情况不一致,因而利坯时应控制不同部位的泥坯厚度,以防止其烧造时变形。利坯时对于坯体厚薄程度的控制及其识别方法,是掌握利坯技术和确保利坯质量的关键。晒坯是将加工成型后的坯摆放在木架上晾晒。施釉是陶瓷制作工艺技术的一种，指在成型的陶瓷坯体表面施以釉浆。主要有蘸釉、荡釉、浇釉、刷釉、洒釉、轮釉等方法，按坯体的不同形状、厚薄，采用相应的施釉方法。施釉工艺看似简单,却是极为重要和较难掌握的一道工序。要做到坯体各部分的釉层均匀一致,厚薄适当,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老师傅在给陶瓷坯体施釉时，较小的圆形器采用“醮釉”或“浸釉”，也就是把它很快放入调好的釉汁中并立即取出来，使釉汁均匀地吸附在坯的表面。较大的圆形器则用“浇釉”或“溜釉”，也就是用勺子或水壶子盛满釉汁沿着缸沿周围溜挂。我们日常使用的陶瓷器，一般都穿着一身光润、平滑的衣裳，特别是日用陶瓷，对“衣裳”更为讲究，有的洁白如玉，有的五彩缤纷，十分美观。陶瓷的这种衣裳，就是我们所说的“釉”。釉是覆盖在陶瓷制品表面的无色或有色的玻璃质薄层，或者是一种玻璃体与晶体的混合层。是用矿物原料(长石、石英、滑石、高岭土等)和化工原料按一定比例配合(部分原料可先制成熔块)经过研磨制成釉浆，施于坯体表面，经一定温度煅烧而成。能改善陶瓷产品的外观质量(如光泽度、颜色、画面等)或者提高产品的技术与使用性能(如机械强度、化学稳定性、电绝缘性、防污性、渗水透气性、辐射散热能力等)，还有美化器物、便于拭洗、不被尘土腥秽侵蚀等特点。汉字中的釉，其含义是指有油状的光泽，所以用“油”字来表示瓷器表面的光泽，但又因为“油”字代表食物，经后人修改取表示光彩的“采”，加上油字的“由”，合成为“釉”字。釉的产生可能是古代垒石烹食时所用含钙石头与炭灰而生成，也可能是受贝壳表面美观质感的启发，有意识地用贝壳粉作为原料制成。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学会了用岩石和泥巴制成釉来装饰陶瓷了。后来陶瓷艺人利用窑灰自然降落在坯体上能化合成釉的现象，进而用草木灰作为制釉的一种原料。据说现代日用陶瓷生产所用的釉为石灰釉和长石釉等，我不得而知。只是看到施釉师傅是从该村后面的土崖上取回来的优质黄土研细过筛而成，至于另外又在其中添加了什么原料，没有问过，老师傅也没有传授过。大部分陶瓷制品均需经施釉后才能进窑烧造。 一般施釉坯体经过窑火焙烧后，瓷器表面致密，光泽柔和，明亮如镜，又不透水和气，可以提高使用强度，起到防止污染，便于清洗等作用。装窑是将将一个个晒干的陶瓷坯体抬进窑内，大瓮套小瓮，一层层摞起来。碗、盘、碟、臼、罐等小件陶瓷制品则装入匣钵，匣是陶瓷制品焙烧的容器,以耐火材料制成,作用是防止瓷坯与窑火直接接触,避免污染。窑装满后，东家和烧窑师傅要给窑神举行祭祀仪式然后点火烧窑。烧窑一般需要三四天，因为看火候、掌握窑温变化非常考较烧窑人的技术，所以这个活一般都是有承包瓷窑的两个师傅轮流添火，我们是沾不了边的。闭火以后，要经过一个阶段的自然冷却，在窑体内温度降至常温时，就可以开窑了。

那一年，我们这个陶瓷厂正式工人只有6人，分别在南北两个厂房进行作业。北边的厂房是几间紧靠土崖的干泥房，后面则是几孔空间非常空旷的土窑洞，据说可以容纳得下一座窑的陶坯。张元顿带领着我的初中同学张林平(他是张元顿的侄子)、陈田刚的弟弟陈田香在这里工作。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制作石瓮、八斗瓮和盔、罐、碗、臼等小件器皿的陶坯。南边的厂房是三间大瓦房，陈田刚带领我和河底一队的申小毛在这里工作。我们的日常工作是制作七斗瓮、五斗瓮、三斗瓮、二斗瓮、一斗瓮、斗盆等陶坯。相比张林平、陈田香他们的工作，我和申小毛的劳动强度要稍小一些。我们那时候制作陶坯，一般是用铁丝弓在四方四正的泥垛上切割出薄厚均匀的泥片，然后用手端着一片压一片贴在石膏模型的内壁，然后用陶拍将泥片全面均匀地拍打一遍，以便使器物的表面光整，而且可以使泥片处紧密牢固，并完美结合成一个整体。随后经几个小时的晾晒即可取下模型，形成一具合格的陶坯。因我们这边制作的是七斗瓮、五斗瓮、三斗瓮、二斗瓮、一斗瓮、斗盆等，较石瓮和八斗瓮要小，石膏模型也相对轻而低，操作起来也就容易一些。而打石瓮技术难度相比较大，泥片要厚而且均匀，手掌托力要恰到好处，个子小的还需要踩在凳子上才能将泥片一片片贴在石膏模型内壁，一不小心就出溜到模型底部里，等到费力劳神地拿出来已经七零八散没法用了。那一年，为了赶进度，我曾经几次被临时调到北边帮忙打石瓮，技术水平始终提不上去，不是泥片薄厚不均匀，上釉时陶坯容易坍塌，就是泥片之间结合不好，打出的陶坯有裂缝。最后，虽然技术勉强能过关了，但日单产量始终提不上去。最怕的是下雨前。不论是正在吃饭还是休息，即便已经睡下，只要是听说要下雨了，就得在师傅们的催促下，迅速赶往窑厂，马不停蹄地往厂房和窑洞里抬在露天晾晒的陶坯。那一年，为此不知淋湿过几回。还有就是装窑和出窑，这是我在瓷窑上所干过的最艰苦的工种。用石膏模型打出的石瓮非常沉重，每个足有三四百斤。装窑时一个个抬进去，出窑时再一个个抬出来，哪一次装窑、出窑不脱一层皮呢!而且，出窑时，窑内温度很高，大约三四十度。小一点、轻一点的瓮要一个个扛出来，不仅吃力，而且烫手。手套磨烂了，双手也磨出了水泡，但是我不能停下来，只能忍痛干。水泡磨破后，露出新鲜的皮肤。新皮肤又磨起新的水泡，水泡磨破后再磨出新的水泡，如此往复下去，最终在大拇指上形成了一个很深的洞，露出里面鲜嫩的肉，钻心的痛。尽管每次装窑、出窑，承包人都要雇用本村一些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男人帮忙，但作为陶瓷厂的正式员工，我们仍然是重体力劳动的主力军，“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自然是无法避免的。每当更深夜静，在忍受着身体痛苦的同时，我也在默默忍受着精神上、心灵上的痛苦和煎熬。难道我的一生就要在这样无谓的、毫无意义的劳动中蹉跎、消磨殆尽吗?也许是村风使然吧，所幸该村的村民在骨子里有一股乐天开朗、幽默风趣的基因，每当装窑、出窑，抑或是平常时候村民陶瓷厂闲逛，村民们插科打诨，小笑话、黄段子、俏皮话此起彼伏，逗得大家忍俊不禁，开怀大笑，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时光就这样在说说笑笑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后来，我终于坚持不住，选择了逃离。后来，碗窑沟人和碗窑沟窑紧跟着时代的脚步，从文革初期生产的盔、罐、缸、碗等生活用器，到改革开放中后期生产陶制水管、耐火砖。随着市场的供不应求，河底的瓷窑像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就连我们村也建起了耐火砖窑，遍地瓷窑成为河底乡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再后来，由于污染严重，五小工业(小铁厂、小焦厂、小水泥厂、小造纸厂、小化工厂)下马关停，因为没有了市场需求，家乡河底的瓷窑就像三春的残花，仿佛在一夜之间就纷纷凋谢了。作为河底陶瓷业的标本式企业，碗窑沟瓷窑在它生命的晚年紧跟时代，出现了一次回光返照;随后便顺应时代，偃旗息鼓，停止了燃烧。

碗窑沟窑虽然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古都平阳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民窑之一，该遗址展示了从唐朝到现代制瓷历史的变迁，是我国传统制瓷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我国北方黄河流域著名的窑口之一，是制瓷历史的实物例证，堪称烧瓷技艺的活化石，对研究我国北方古瓷窑历史，继承、弘扬和发展祖国的陶瓷文化有着重要意义。目前，碗窑沟窑的保护与传承存在各种各样的困局，人口的迁出导致民居、祠堂、厂址荒芜、破败，烧制技艺日渐消亡，等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破坏是碗窑沟窑址保护的难题所在。

站在当年的瓷窑遗址前，这个被岁月碾碎的地方空空旷旷，平平常常。满地瓷砾，静静守望着残破不堪的古窑，似在讲述一段传说，一个典故，一首无标题的乐章。如今，我所熟悉的陶瓷厂除瓷窑外，原厂址已不复存在，被青砖碧瓦的精美农家戏院代替了。四周没有车马喧嚣，市井嗡嘤，只有近在咫尺的迎亲锣鼓在欢快地奏响，似乎在提醒我从回忆中走出，回到现实中来。那些曾经为家乡河底陶瓷业奉献了毕生心血和汗水的老师傅们和在一起共同劳动生活的工友们，大部分已经亡故，健在的也已放下心爱的活计，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了。那一年，我虽然没有学会拉坯、施釉、烧窑，但在陶瓷厂劳动的那段苦涩记忆，至今仍记忆犹新。想起这里，我的心情沉重而孤寂，一种淡淡的忧伤悄悄弥漫上了心头。说不清楚是为那些远去的青少年时代的美好时光，还是为陶瓷厂逝去的曾经的辉煌。或许，两者都有吧。(晋能集团四通煤业 马关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