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鹤岗煤矿的大把头－杜文祥，鹤岗矿务局

杜文祥(1892--1946)，清光绪十八年生于“莒城西乡杜家哨村”。

这里插一句，从鹤岗矿区成长起来的原煤炭部部长于洪恩，也是莒县人.

于洪恩(1927年8月——2016年3月13日)，山东日照莒县刘家官庄镇后于家庄人。194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大学学历，工程师。

1942年——为黑龙江鹤岗东山煤矿工人、班长、坑长、副矿长、矿长.--摘自百度百科.

他出生时家里很穷，三岁就随父要饭，流落到莒县城北关；住在大户李秀清的一个看场屋子里；父亲靠肩挑背驮做点小买卖为生。

杜文祥小时长得眉清目秀，人人见了都很喜欢。李秀清的一个小妇人很爱怜他，就把他收为“押子”，当干儿子养着，对他父子俩多有周济。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杜文祥十岁的时候，拜了城南关理发匠杨泽为师，学剃头手艺。

又过了两年，在莒县城混不下去，又跟着父亲逃荒到了淮阴一带；住在一个地洞子里，父亲靠在运河边给人拉纤挣口饭吃。

过了几年，清江发洪水，他的父母在地洞子里被淹死了，杜文祥侥幸活下来了。

这年杜文祥15岁，孤苦伶仃，到处要饭。

有个姓陈的商人可怜他，就收养了他，还教他识字、珠算等。

后来，姓陈的商人带他去了东北海参崴。这个时候，杜文祥是个大小伙子了，就到一个洗澡堂子里给人剃头、洗脚、修脚等。

海参崴城里俄国人比较多，朝夕厮混之间，杜文祥学会了俄语。

杜文祥长大成人，体高貌伟、俊秀白面，加上聪明伶俐、善迎人意，所以很有人缘。

他还加入了青帮，这个身份也为他的后来发迹打下了基础。

民国初年，鹤岗一带发现了大型煤矿；闯关东的人们纷纷前去挖煤，杜文祥也到了鹤岗。

他先是做老本行理发糊口，一看不如挖煤，就改行儿当了矿工。

民国十三年(1924)，佳木斯到鹤岗之间要修铁路；杜文祥得到青帮兄弟帮助，得了一个招工的差事。他人缘好，很快就招了二百来人儿。

他带着二百多个人到了莲江口修铁路。施工期间，杜文祥忠实卖力，立了大功，很得官方头目们赞许和信任。

两年以后，铁路修成贯通，杜文祥又领着五百来人儿转往鹤岗采煤。当时，煤矿正缺人手儿，杜文祥几百号人一去，煤矿方面高兴的不得了。又加上这部分人都很听杜文祥的招呼儿，团结卖力，煤矿公司总经理杨作舟对杜文祥很是赞赏和依赖，任命杜文祥当了个“小工头儿”。

杜文祥这个“小工头”可不简单，任事之后，亲人爱物、精明能干，他的“小团队”战无不胜、无坚不摧。

此后十来年时间里，煤矿因为官商股份之争，经理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是，杜文祥团队始终是很能干，各任经理都离不开他们。

其间，杜文祥团队不断扩充新人，杜文祥是这个团队的核心，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杜头儿”。

1936年，日本人攫取了煤矿的管理权，两个鬼子一个叫永原岩雄、一个叫金井健吉，先后当了矿长。两个鬼子矿长还是器重和依赖杜文祥，任命杜文祥为“杜大把头”，还给他一个“劳务系主任”的行当，正式的官名叫“把头诘所经理”，总管全矿劳务。按现在的说法，杜文祥相当于是分管“人力资源事务”的副总经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大肆掠夺煤炭资源，大量招收矿工，派了杜文祥到“关内”招收“华工”；杜文祥到华北一带“招走”了不少人工。

这个时候“招工”，名义上是“招”，实际上是“绑架”、“抢人”。各地的鬼子据点到处抓人，抓住壮年劳力，就押送到东北去。

再加上战火纷纷，民不聊生，许多壮年人为找口饭吃，饥不择食，无奈选择了到东北去。两年的时间里，杜文祥的招工队，在河北、山东一带招去了一万三千多人。

这次大招工，莒县一带的人去了不少。

杜文祥招工可是动了不少心思。1939年他借“返里探亲、祭拜先祖”之名，回到莒县。他先是到了莒县城北关，遍访儿时乡邻、“小伙伴儿”；每天大摆筵席，宴请老乡故旧。

宴请老乡的同时，他也没忘了“正事儿”，鼓动吸引家乡子弟到鹤岗去。老乡们看到他出手阔绰、为人仗义，跟着他去肯定“瞎不了”，就报名去了很多。

1940年，杜文祥再回老家，再次宴请了乡邻。同时捐小麦50石(约六万多斤)重修北关三官庙与玉皇阁；捐麦20石，修了庄町大桥。

他还在城南韩家菜园创办平民小学一所，招收贫苦子弟50余名，免费入学。教师工资、学生校服、书籍、用具全由他负担。还出了不少钱资助豪绅于经武在果街顶修建了“卐字会乐道院”。

他还向日伪莒县县署捐了小米30石，用于在“文庙”前的“施粥场”。

这一连串乐善好施的动作，使杜文祥在莒县城成了名人；人们都叫他“杜善人”。

这个期间，杜文祥让他的“内亲郭某”，在莒县乡下买了两顷好地，建了三处庄园。还在文庙前买了住宅一所；在南关又将“仁记酱园”买了下来，雇人经营。一时让莒城人羡慕不已，人们还有叫他“杜财神”的。

1940年前后，杜文祥在莒县的招工，一直进行着。他一般是打发早先去鹤岗煤矿的人回来设点招工；这些人回来时，杜文祥给他们置办了衣服打扮，个个是头戴礼帽、身穿洋服，西服革履，戴着手表、眼镜。到家乡后到处走亲访友，借以显示“混好了”。

“到矿山干活，吃的是白面馒头，猪肉炖粉条”！

这种影响不胫而走，四里八乡都在传说“到东北煤矿就是好”的消息。于是县城四厢、招贤周围、闫庄附近、于家庄前后、店子集一带，“鬼子事儿里”正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乡民，忽然看到了生的希望，纷纷相约为伴，奔走异乡。

只在莒县城周围一带，就有三千多名壮丁陆续去了鹤岗；这些人很多还带了家属，总共五5000人有余。

杜文祥一生总共从东北、华北、山东等地招工三万余众。靠着招工的各种“套路”来财，杜文祥腰缠万贯，富的浑身冒油。他在莒县买了13处房产，开了一处酱园；还在青岛买了别墅，在天津开了“太平洋鞋帽店”、在济南办了“同心成”茶庄、布庄，出租房达四十多间。还在鹤岗有杂货店、客栈等买卖。

在鹤岗煤矿，杜文祥大力使用“莒县老乡”。他以“把头诘所总经理”的身份，重整部署、广置亲信，提拔了二百多个莒县老乡，分别让他们当了大小头目。莒县人在鹤岗煤矿人多势众、拳大胳膊粗、一呼百应；鹤岗煤矿成了莒县人的天下，一时有“塞外莒县”的名声。

杜文祥不喝酒、不抽烟、不嫖娼，平日里就是打打麻将、玩玩字画、看看报纸，给“老君”焚个纸烧个香。门庭出出进进的都是达官贵人、军警强将，还有青帮老大等各路“神仙”。

偶然有要事需要他“出马”，他就穿上黄袍马褂、戴着大礼帽、拄着手杖，昂头挺胸，器宇轩昂地前去。自感一言九鼎，出语则必遵、行则必从。

至于矿上事务，他很少过问，自有他的大小头目们替他管着。但是，他是总经理，矿上的大小事务、恩恩怨怨，都是算在他的头上的。

据鹤岗煤矿老工人回忆资料：“他从来不亲手打人，而是命令手下人打，甚至把工人送到日本宪兵队、‘矫正院’拷打毙命。他也害怕工人报复，怀揣手枪，文明棍本是‘二人夺’，保镖不离左右。”

“杜文祥的手下把头们，在伪满时期,仰仗日寇势力，为虎作伥，手拎着木棒在工棚子里驱赶工人下井，工人的动作稍微慢一点，就用棒子打，有的工人因病不能下井，他们也学着日本鬼子的办法，摸摸脑袋热不热，只要脑袋热,有口气就得下井。”

1945年鬼子投降后，日本人不得不放弃了煤矿；杜文祥还想着“独占一枝”、东山再起。当时，苏联红军先打过来了，继而国民党政府也来人要接管。哪个方面来人，他都是热情相迎。

他和一个叫佟锡功的人，匆匆组织成立了“鹤岗煤矿临时维持会”，杜文祥自任董事长；还以贮存的煤炭做基金，发行了五百万元“矿票”作货币流通，维持生产和工人工资。

1945年年底，党和民主政府接管鹤岗煤矿。接管后，在“把头诘所”门前召开了全矿职工大会，宣布由共产党领导的鹤岗矿务局正式成立，王其清任鹤岗矿务局局长。

杜文祥在会上说：“王局长是三江人民自治军派来的，今后一切事情都要请示王局长。”还说：“我杜文祥什么都不懂，我这杜文祥三个字分了家我就不认识了，我今后一切都听王局长指派。”

随着民主政府“反奸清算”运动深入，杜文祥感到事情不妙，先是跑到佳木斯的“勤劳管理所”躲藏，而后准备跑回关内。他在佳木斯不敢乘车，而是打算从汤原乘车走，却被一个叫郝凤山的三江人民自治军的人发现逮住了。

杜文祥谋划出逃没走成，1946年初被兴山市人民法院主持了公审，被以“汉奸罪和榨取工人血汗罪”处以绞刑。

执行绞刑时的情况，有关资料显示的老矿工回忆：“当时的杜文祥被五花大绑，身穿狐狸皮大氅，头戴水獭帽子。有人一把把他的水獭帽子打掉，戴上一个纸糊的高帽，上面写‘大汉奸杜文祥’。

审判的时候，审判长发问，杜文祥老实回答，表示认罪伏法。

很多工人上去抽打，最后，审判长、矿务局政委刘仲甫宣布判处杜文祥绞刑，全场连连高呼口号：‘好！’‘绞死他！’。

绞了一阵以后，根据工人要求，又放松，让他零遭罪。

台上有人问杜文祥：‘你还有什么话说吗？’杜文祥回答：‘我杜文祥罪有应得，我已经50多岁了，死了也不算早夭……’绞刑又继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