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史话：大清帝国的“电力部长”王文韶，王文韶

众所周知，李鸿章是晚清权倾一时的重臣，但有一人，“凡是李鸿章做过的官，他都做过;李鸿章没做到的，他却做到了。”他就是历仕咸、同、光三朝，素有“不倒翁”、“末代宰相”之称的“紫禁城骑马”王文韶(1830-1908)。然而，世人皆知李鸿章，却不知比李鸿章更受当时清廷倚重的王文韶。

王文韶一生官运极佳，曾任湖南巡抚、云贵总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督办矿路大臣(相当于能源部部长)、户部尚书等要职。

延伸阅读：电力史话：创办首个电灯厂的竟然是他?

1900年，升至体仁阁大学士，成为继李鸿章之后慈禧最信任的重臣，后转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封至一品，可谓地位显赫、位极人臣、官至极品。

王文韶出生在嘉定，其父王又沂从小是孤儿，家境清贫，在嘉定城南的一家酱园司账，王文韶幼年就随父在酱园学徒，跟着店主的儿子读书。后来拜著名学者钱绎(钱大昭的儿子)为师。有名师教导，加上自小聪颖，王文韶的学业大有长进。钱绎十分看好这个好学生，甚至把女儿许配给他。

光绪四年(1878年)，进京担任兵部左侍郎、军机处行走，还担任礼部侍郎，兼总理衙门行走。从此王文韶在官场上一发不可收。

王文韶于咸丰二年(1858年)进士，年仅28岁即被授予户部主事之职，后累迁郎中，出为湖北安襄郧荆道。才干得到左宗棠、李鸿章赏识，交相推荐，升湖北按察使，后迁任湖南布政使。同治十年(1871年)，署理湖南巡抚，总共6年。期间曾多次军事镇压民众。此后任职兵部侍郎，并直军机。还曾担任礼部侍郎，兼总理衙门行走。光绪十五年(1889年)，授云贵总督。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入赞军机，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正盛，他反对对外启衅。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是唯一一路随护皇室到西安的军机大臣，力主对外妥协，晋升体仁阁大学士。后历任外务部会办大臣、全权大臣、政务处大臣、督办路矿大臣，授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著作有《王文勤公全集》、《王文韶日记》等。

众所周知，李鸿章是晚清权倾一时的重臣，但有一人，“凡是李鸿章做过的官，他都做过;李鸿章没做到的，他却做到了。”他就是历仕咸、同、光三朝，素有“不倒翁”、“末代宰相”之称的“紫禁城骑马”王文韶(1830-1908)。然而，世人皆知李鸿章，却不知比李鸿章更受当时清廷倚重的王文韶。

王文韶一生官运极佳，曾任湖南巡抚、云贵总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督办矿路大臣(相当于能源部部长)、户部尚书等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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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升至体仁阁大学士，成为继李鸿章之后慈禧最信任的重臣，后转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封至一品，可谓地位显赫、位极人臣、官至极品。

王文韶出生在嘉定，其父王又沂从小是孤儿，家境清贫，在嘉定城南的一家酱园司账，王文韶幼年就随父在酱园学徒，跟着店主的儿子读书。后来拜著名学者钱绎(钱大昭的儿子)为师。有名师教导，加上自小聪颖，王文韶的学业大有长进。钱绎十分看好这个好学生，甚至把女儿许配给他。

光绪四年(1878年)，进京担任兵部左侍郎、军机处行走，还担任礼部侍郎，兼总理衙门行走。从此王文韶在官场上一发不可收。

王文韶于咸丰二年(1858年)进士，年仅28岁即被授予户部主事之职，后累迁郎中，出为湖北安襄郧荆道。才干得到左宗棠、李鸿章赏识，交相推荐，升湖北按察使，后迁任湖南布政使。同治十年(1871年)，署理湖南巡抚，总共6年。期间曾多次军事镇压民众。此后任职兵部侍郎，并直军机。还曾担任礼部侍郎，兼总理衙门行走。光绪十五年(1889年)，授云贵总督。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入赞军机，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正盛，他反对对外启衅。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是唯一一路随护皇室到西安的军机大臣，力主对外妥协，晋升体仁阁大学士。后历任外务部会办大臣、全权大臣、政务处大臣、督办路矿大臣，授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著作有《王文勤公全集》、《王文韶日记》等。

一、大清帝国不倒翁

光绪二十五年(199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王文韶随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西逃，回京后升体仁阁学士。后任政务处大臣，督办路矿大臣，官终时为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当时的王文韶已是权倾朝野，民间曾流传着“外国首势红毛教，中国首势王文韶”的说法足以说明内阁丞相王文韶权势之显赫。

而王文韶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生死关头，但史家却对他评论不多，不温不火，无大褒亦无大贬，原因何在?清代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帝党后党之争更使为官者如履薄冰，一不留意会落进万丈深渊，而王文韶在官场中能左右逢源、平步青云，靠的是他的一套高明的为官之道。

晚清，可谓是政局险恶，政坛险恶，人心也险恶，在这“三险”中做官能混个善始善终，实在是件很牛很不易的事，能达到这一点的高官寥寥可数，而唯独王文韶做的确属圆满。

王文韶在近代史上留下的脚印却很清浅，王文韶在斗争激烈关头，常能够左右逢源、上下缝合，为人说话更是圆通练达。正是凭此王文韶才成为波谲云诡的晚清政坛上的不倒翁。

王文韶一生为人低调，谨言慎行。这从他的故居就可见一斑。相比地处杭州清吟巷127号的王文韶大学士府附近的另一座故居——胡雪岩故居，大学士府不仅雕工不及胡雪岩故居，材料也不如。胡雪岩故居的材料可讲究了，都是红木、花梨、紫檀等高档木料，但大学士府的木料，只是杉木而已。

堂堂大学士府还比不上一个商人的居所?不过，这却是事实。据记载，胡雪岩故居的始建年代不过比王文韶大学士府晚了一年(1872年)，占地面积也均为十亩左右，但其奢华程度却大超学士府。

二、支持维新变法和洋务运动

不少人都知道清末有个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慈禧革去官职驱逐出京的翁同龢。许多人更知道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辛亥革命后当了几日短命皇帝的袁世凯。但很少有人知道翁同龢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之后任，袁世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之前任的王文韶。

1895年5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则由云贵总督王文韶接任。他是一位精明稳健、远见多识、赞成维新却不张扬而干实事的明智官僚。他在激烈的政治矛盾中勇于任事，顾全大局，做出一些有益于国家和社会进步的事业。

他在直督兼北洋大臣的四年期间，正是维新运动从高潮到其顶峰“百日维新”开始的惊心动魄的岁月，但他能明辨是非，能够权衡时局动态的趋向，而对朝中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决不轻易表态，对天津维新派的活动也不加可否，实际上为维新派开了绿灯。

他不声不响地推行维新新政事业，坚定不移地把加强直隶海防和慎重对外交涉放在头等地位，尤其把一切新政视为“全国命脉所系”而认真推行。

王文韶重视举办新式教育事业，他相继奏请和创办了北洋大学堂、育才馆和铁路学堂(即今天的西南交通大学)等西式学校，招聘和培养了一批新知识分子和实用人才，并为维新变法提供了骨干力量。育才馆的教师夏增佑、北洋大学的总办王修植，都是天津维新运动的倡导者。

王文韶于光绪二十一年在北京参加中国资产阶级早年政治团体“强学会”，倾向维新。光绪二十三年6月被帝党后党共同认可的王文韶，升任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直入军机处受命办理新政，1901年4月21日，清廷成立了以奕邝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主持“变法”的机构，筹办“新政”。作为洋务派的实力人物王文韶也提出了维新变法和发展洋务运动要求。

王文韶其实为风雨飘摇中的清朝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他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内，曾多次疏陈建议加强北洋海防、整顿水师、兴办天津武备学堂、重建旅顺大连炮台。他认为，南北海防以天津为根本之地，以大沽、北塘为内户，以金旅、威海为外户，而山海关、营口等处分扼水陆要冲，互为犄角，环海3000余里，务必统筹海防，颇具卓识。并在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兴办学校等方面也有很多建树。奏设北洋大学、铁路学堂、育才馆、俄文馆、西学水师各学堂、上海南洋大学，为国家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王文韶对维新事业是宽容、理解，甚至于支持的。他资助过北京强学会，资助过张元济的通译学堂，更对严复的维新言行多所保护。1896年严复在天津创办俄文馆，自任总办，得到王文韶的赞同。

三、出任大清帝国首任“电力部长”

与传统描述不同的是，王文韶的爱国心和民族感堪为后人景仰。王文韶力挽狂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修筑铁路、开办煤矿和铁矿、电力、建立银行、廉价收购农产品等侵略计划，维护了民族工业利益。

光绪二十四年，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急于“维新”，授意臣下建言献策，实施能源新政。清廷参考欧洲模式设立了矿务铁路总局，由时任军机大臣的王文韶专理其事。矿务铁路总局，清朝政府负责矿山开发和铁路建设的管理机构，简称路矿总局，成立于1898年，与农工商总局同时成立。原本只服务对外矿务交涉的机构，反而更像是统筹“管理”大清能源事务的国家能源管理部门。

除了希望“洗心革面”，彻底扭转涉外矿务纠纷的被动地位之外，王文韶还有意改弦更张，改变矿业领域的“国进民退”局面，增强矿业发展的活力。

遗憾的是，由于力量悬殊过大，大清帝国已经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变得支离破碎，从国家实力到政权向心力，都已达不到管控国家能源储备的必要水准。王文韶作为帝国能源领域的最高决策者，很快就在内外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节节败退。可以看出，国力衰落无疑是大清帝国难以捍卫能源安全的主要原因。

当清工部安装在仪銮殿的第一台电灯照亮慈禧太后生命中最后一段旅程时，电力文明的星星之火借洋务运动四位重臣——李鸿章、王文韶、左宗堂、刘铭传之手，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开始燃烧。

从立德尔创办中国第一家发电厂到洋务运动催生起民族电力工业，仅仅十余年，公用电业相继在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租界建立，在这期间，蹒跚学步的民族电力工业开始生成。

安装在慈禧太后的寝宫仪銮殿的电灯，是京城亮起的第一盏电灯。伴随着机房嗡嗡作响的发电声，仪銮殿的电灯照亮了夜空，京城第一次出现了电力照明。

此后的1888年-1907年的20年间，先后在西苑、颐和园、宁寿宫建成三处电灯公所，发电机3台，发电装机总容量不足50千瓦，均属清宫廷官办官用。

民用电灯照明的发展也进入了萌芽期。1899年，德国西门子贸易公司率先在东交民巷建立了第一家商用电气灯公司，开始向附近的领事馆、银行和洋行提供照明电力，几年后，照明的范围扩大到东长安街、崇文门大街、东单等处。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官商联营的华商电力公司在正阳门内的顺城街成立，为官府、街道、商店的8000余盏电灯供电，从此实现了城市大规模路灯照明。1921年，华商电力公司的石景山电厂2兆瓦汽轮发电机安装完毕，成为当时华北最大的发电厂。到1938年，京城电路灯数量达到了1.3675万盏。